别屯粮食了,你更该关心的是食品安全

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一些国家禁止粮食出口，导致一些民众因为担忧粮食紧张而开始“屯粮”。不过，正如农业部宣布的，我国主粮供应无忧，民众屯粮心情可以理解，但大可不必。真正值得关心的，其实是食品安全，这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根本解决。

皮皮虾、公正蟹，重金属镉超标。黄皮尖椒，农药残留超标。干海带团，铅含量不合格。

各地的市场监管总局定期会公布一批不合格食品，永辉、沃尔玛、大润发、世纪联华、每日优鲜、叮咚买菜，以及盒马，各大超市和生鲜电商皆名列其中，无一幸免。打开市场监管总局的通报，作为消费者，可能会有种强烈的感觉：这，还能吃啥？

很多人认为，生产和售卖这些不合格产品的品牌或平台都是黑心厂商。三鹿们当然死有余辜，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三鹿们造成的问题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小部分，属于浅表层次，可以迅速纠正；食品安全更大的困境，其实并不来自于生产和流通企业：在中国讨论食品安全，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看，是在讨论粮食供给安全。

中国的农业有多不容易，有一组数据广为人知，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6.4%的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在中国，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人口与资源的配比巨大不平衡导致三分之二的中国人生存资源极度缺乏。

从年到年，中国人口增加了3.9亿，从5.7亿增长到9.6亿。养活这么多人，农业一直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沙漠化，上述30多年之间，中国土地沙漠化发展速率达到每年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后，粮食供给的制度性约束显著减少，供需问题得以缓解。与此同时，一系列整治土地流失和荒漠化措施出台，也初步遏制了土地荒漠化的趋势。

但是，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土壤毒化。

边际垦殖压力降低的背后是石油农业的迅速推进，即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及各类激素成为支撑粮食及农副产品数量供给的重要因素。石油农业的兴起，不仅用化肥取代传统有机肥，还通过添加生长剂将目标作物催熟催大。

20世纪50年代，中国每公顷土地化肥施用量是4公斤，到年，这个数据已经涨至公斤。同步增加的，还有农药施用总量，20世纪50年代初，农药施用总量几乎为零，年就已经增加至多万吨，平均每亩施用0.96公斤。

石油农业兴起虽然带来了诸多问题，但不得不说，也正是在石油农业的助力下，人类才能在养活人口和遏制土地荒漠化中取得某种平衡。

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物理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在年完成的著作《四千年农夫》中曾写道，东亚民族在几世纪以前就已经能够支撑起高密度人口，他们自古以来就施行豆科植物与多种其他植物轮作的方式来保持土壤的肥沃。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来种植作物以提供食物、燃料和织物。生物体的排泄物、燃料燃烧之后的灰烬以及破损的布料都会回到土里，成为最有效的肥料。

书中还写道，使用化肥从来都不是中国、朝鲜和日本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欧美国家使用化肥明显是不可持续性的。

但是，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的增长，让哪怕是最有耕种智慧的东亚国家们，也不得不走上石油农业的道路。石油农业的道路一旦开启，基本是很难停下来的。很多人会认为，今天大可继续回归有机肥料，但是由于生物的聚集效应和饲料添加剂的广泛使用，畜禽粪便里的重金属残留非常普遍，此时的“有机肥料”，重金属含量恐怕比化肥更高。

石油农业影响的不仅仅是土壤，还有水资源。

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水资源污染最大的来源。

除了农业，工业污染也是造成水资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工业污水中有许多有毒重金属。

而水资源被污染后，最终也会体现为食品安全问题。

比如，工业污水的有毒贵金属在动植物体内聚集后，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最终引发中毒。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熊本县爆发了水俣病，患者手足麻痹，甚至出现听力、言语障碍，重症者还会出现神经错乱，最后死亡。

水俣病的出现正是由于窒素株式会社的工厂任意排放废水，含汞的剧毒物质流入成海，被水中生物所食用。后者被人类捕食后，毒素也就随之进入人类体内，侵害脑部和身体其他部分。

国家海洋局的检测结果显示，我国近海海域养殖生物质量良好水平由年的19%下降到年的12%，轻度污染水平由年的57%上升到年的65%。近海海域部分贝类体内的铅、镉和砷等污染物的残留量较高，并存在超标现象。

《消费者报道》曾经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年1月-12月公告的食品及其相关产品监督抽检信息，整理过导致食品抽检不合格的原因，结果显示，不合格项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为“菌落总数”（54次），其次是“恩诺沙星”（53次）和“镉”（23次）。

恩诺沙星是常见的动物专用药，在预防和治疗畜禽的细菌性感染方面有良好效果，由于杀菌力强、药效来的快而倍受欢迎。但如果动物体内还有恩诺沙星残留就上了人类餐桌，对人的健康却不是什么好事。

年，一个针对宁波市鲜活水产品恩诺沙星残留的调查显示，宁波市水产品不同程度存在恩诺沙星超标问题，抽样检出率为32.9%，其中蟹类和虾类最为严重。调研团队指出，导致该现象可能的原因包括水产品饲料中恩诺沙星超标、暂养水中加入大量恩诺沙星防治鱼类疾病等。

谈及“镉中毒”，最知名的事件莫过于上世纪50年代出现在日本富山县的痛痛病，病名来自患者由于关节和脊骨极度痛楚而发出的叫喊声。到了患病后期，患者骨质松脆，就连咳嗽都能引起骨折。

当时，采矿活动非常兴盛，年到年间，矿务活动大量排放镉。镉和其他重金属沉积在河底及河水里。当这河水用于灌溉稻田，禾稻便吸收所有的重金属，但尤以镉为甚。人食用受污染的稻米后，镉便积聚在人体内。最终导致了痛痛病的产生。而中国城市郊区土壤受到镉污染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镉米”在中国也是一个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年，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当年第一季度大米抽检结果显示，多批次大米及米制品镉超标，原料大米来源范围很广，包括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其中，湖南是“镉米”来源最多的省份，此事一出，湖南的农产品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镉米”的超标正是因为当年此前一些年过度发展工矿业，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镉米”判定的执行标准，在不同国家也不同。中国的国家标准GB－《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大米中镉限量标准是0.2mg/kg，与欧盟标准一致。而日本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则规定，大米中镉限量标准是0.4mg/kg，日本在年以前，甚至还执行过1.0mg/kg的判定标准。

所以，总认为中国的所有食品都不如国外，也是有误解的。

镉污染对蔬菜也有很大影响。大量研究显示，植物具有富集重金属元素的特点。年，一个针对上海郊区蔬菜重金属污染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样点土壤的重金属含量都超过了国际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其中镉的超标率高达44.26%。

不同的地域受到镉等重金属的影响也不相同。

年，一项针对成都、镇江、太原、天津4城市的成人膳食中主要重金属含量的研究显示，从膳食中的重金属来看，成都、镇江比天津、太原严重。有研究者认为，成都周边重污染乡镇企业较多，工业三废给成都平原带来了严重的土壤铅污染，直接导致农产品中的铅、镉含量升高。而镇江地区，水中砷含量超标，膳食中高含量的砷很可能来自水污染。

政府早已意识到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不过，正如同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不是一天产生的，污染治理也需要时间。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毕竟我们无法让土壤和水资源一夜回到未被污染时的样子。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受到的